“宁信民不信专家”的社会沦陷？

11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兵分五路，深入交委、环保等五部门，进行调研。调研组成员、华工法学院院长葛洪义在广州市交委主任冼伟雄发言后说，“关于LPG清洁能源的问题，我注意到政府部门一再强调是经过了专家论证。但全国都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就是，谁请专家专家替谁说话，所以当我看到LPG讨论时，我宁可相信民间也不相信北京的那帮专家。”

“现在专家论证的口碑越来越不好了”是句大实话。那么，何以面对“我宁可相信民间也不相信北京的那帮专家”的说法呢？这种说法偏激吗？如果不偏激，何以消除“宁可相信民间也不相信专家”的现象呢？

“宁可相信民间也不相信专家”的出现与“谁请专家专家替谁说话”有关，这是专家日益犬儒化所激发的社会情绪使然，也是专家公信力丧失之后带来的必然后果。从根本上说，这是社会的悲哀。

由于理性的有限性，任何专家都不可能保证决策和论证的完美，亦无法保证所有决策方案的绝对正确性。对此，相信公众和社会是可以理解的。笔者以为，其实“宁可相信民间也不相信专家”并不是对专家可能犯错误的正常反馈，而是对专家可能被“收买”，专家意见可能被“订做”的现实之激情反应。

由于专家在决策过程中所起的只是参谋作用，其与决策者的关系是谋与断的关系。他们不需要也不可能真正在决策过程中作最终决定，正是这种暧昧的决策地位以及规避风险的主观动机，常常使专家能够游刃有余，成功地逃避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更何况，从专家与政府的人事关系看，专家咨询制主要分为内部咨询与外部咨询两种。在我国内部咨询尤其盛行，然而充当内部咨询的专家往往都是服务于各级政府的政策研究中心，与政府是利益共同体，很容易导致决策咨询缺乏独立性和公正性，使专家意见失去公允性、独立性，成为偏袒政府的一个工具，造成事实上的合谋关系。在现实中就存在领导先下结论，然后专家论证的不良现象，所谓“订做”专家意见。这是“宁可相信民间也不相信专家”出现的深层次原因。

加之，当下专家的公信力和责任感下降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如此，“宁可相信民间也不相信专家”的社会土壤早已存在，葛洪义只是在捅破窗户纸。

“宁信民不信专家”是怎样的“实话实说”，隐藏着怎样的社会情绪？在笔者看来，是对专家和现实的双重反讽。在公信力愈来愈成稀有物的时代，拿什么拯救“宁可相信民间也不相信专家”背后的社会沦陷呢？这是一个需要专家和社会共同面对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