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时评：党的思想理论创新指引中国航向
编者按：中流击水90载，与时俱进立丰碑。
90年，中国共产党领航中国，创建人民幸福的伟业；90年，中国共产党开创时代，唱响民族复兴的赞歌！
历史已经证明：唯有坚守信仰，才能战胜艰难不低头，抵抗诱惑不屈膝；唯有坚持真理，方可于黑暗中觅曙光，于曲折处求自强；唯有弘扬民族精神，才能薪火相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历史永远铭记：为了新中国，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用年轻的生命铺就民族复兴的道路；为了新社会，共产党人舍小家、顾大家，在戈壁荒滩、深山峡谷挥洒青春和热血；为了奔小康，共产党人解放思想、艰辛探索，在致富路上书写下为人民服务的辉煌篇章。
星移斗转，岁月如烟，但奋进的精神不灭，昂扬的斗志不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依然需要理想信念的光照，需要思想理论的创新，需要民族精神的张扬。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半月谈编辑部特别推出大型专题报道，以飨读者。
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90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这是中国共产党90年成功的真谛，也是我们永远的精神财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别人的路，还是走自己的路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镇馆之宝——《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初版本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一批先进分子开始思考，中国的前途在哪里？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是什么？
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各种思潮喧嚣一时，但都成为匆匆过客。
斗争，失败，探索，彷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20年春，浙江义乌分水塘村。在一间柴房里，在忽明忽暗的油灯下，在陈望道的笔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诞生了首个中文全译本。
1921年，那个盛夏。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随着大革命在蒋介石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失败，诞生仅6年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挽救中国革命的严峻考验。
答案似乎是现成的：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那样的城市起义夺取政权的道路。但，从南昌起义到广州起义，城市暴动均告失败。
怎么办？往哪去？
最先觉悟的是毛泽东。1927年9月，他发动和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攻打长沙受挫后，毛泽东毅然决定转上井冈山，开始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转变。井冈山道路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
恩格斯这样总结道：“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是停滞不前的，它必然要不断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以无畏的革命勇气和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批判并结束了主导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这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创马克思主义新篇章提供了路线保证和组织保证。
1945年，延安，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思想”被写入了党章。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出发，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总结经验，汲取了苏联片面和过分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教训，对这一战略进行了适当调整，提出工农业并举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说。
走自己的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用先进理论引领中国，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思考的问题。
伍精华，中共八大时任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委副书记、县长。他回忆说“那次大会，开得团结、民主、振奋”。
“八大的主要任务，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新形势下，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问题相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说。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领导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并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建立起比较独立和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从而矗立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个里程碑。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时代呼唤，科学引领
刊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光明日报》和修改过的清样
真理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连接着历史与未来、空间与时间、阶段与延续。
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时代条件、时代主题和时代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更是对时代特征进行科学分析和对时代主题进行科学回应的成果。
2011年夏天的南京城，绿树成荫。在马鞍山路12号一个宁静的院落里，76岁的胡福明兴奋地拿出珍藏多年的几份报样和一份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光明日报》。他小心翼翼地展开着，年代的久远让报纸发黄了，但从字里行间依然可见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他说，“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号称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其实质是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本质。
肩负使命的历史坐标终于定格在1978年的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期召开。
“这次全会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说。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怎样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新境界，怎样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找到了真正的突破口，亿万农民一下子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和经营者。当中国粮食总产量在1984年首次突破8000亿斤的时候，中国人从此告别了饥饿年代。
改革开放推动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次转型既是深刻的，也是艰难的。
1992年的那个春天，在改革开放的又一个关键时刻，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犹如声声春雷，起于南海之滨，响彻神州大地。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些话，至今仍发人深省。
“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气魄，讲了许多马恩列斯毛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新话’，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实现了突破，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张启华说。
在中国，我们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我们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的理论，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
新时期，我们党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江泽民同志集中全党智慧,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说，这一科学理论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中国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密结合新的实践，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
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虞云耀表示，科学发展观指明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
2011年3月14日早上，如潮的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伴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的一声“通过——”，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2778票赞成的高票表决通过。科学发展的主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贯穿全文。
我们对发展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从“快速发展”到“又快又好”，再到“又好又快”，这种变化坚实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
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在“十二五”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四更加一促进”正是对人民群众科学发展新期待的积极回应。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1936年6月版《大众哲学》
艾思奇先生一本以追求通俗化为目标的《大众哲学》影响了几代人，这本书让成千上万的进步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竞相奔赴延安，从此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国民党的思想防线，曾任蒋介石高级顾问的马壁评价说：“一卷书雄百万兵，攻心为上胜攻城；蒋军一败如山倒，哲学尤输仰令名。”
马克思主义一旦为大众所掌握力量无穷！
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改造我们的学习》到《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典著作不断涌现。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大众的哲学，更需要智慧的传授者。
在辽西大地上，数以万计曾经听过方永刚讲课的听众们怀念着那个带上一杯白开水、一条白毛巾就开讲，把理论讲得像故事一样好听的“科普专家”“平民教授”。
方永刚是这样给学生讲解“和谐社会”的：“‘和’——左边是‘禾’，右边是‘口’，就是人人有饭吃；‘谐’——左边是‘言’，右边是‘皆’，意思是人人都能讲话。和谐社会，就是生活丰衣足食，政治高度民主。”
“自己所讲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受到学生和群众的欢迎，是因为理论本身的魅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是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为造福人民群众的，所以必然受到人们的欢迎。”方永刚说。
1980年4月，四川省广汉县向阳公社在全国率先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
“当年我们冒着危险摘掉‘人民公社’牌子，没想到后来得到中央认可，还成为全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之一。”时任广汉县委书记的常光南感慨地说。
无数群众实践中的好点子、好主意、好做法，通过系统的总结，升华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理，汇聚成富民兴邦的宝贵经验——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农村土地流转，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允许私人资本进入垄断行业，一次次创新尝试，一项项改革举措，冲破了体制机制的樊篱，焕发出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无限生机和活力。
这些经验总结，使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也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最新成果。
“满棚棚生绿满架架菜，侯沟门旧貌换新颜。泉眼眼那个有源大树树有根，科学发展让庄户人得实惠……”这是陕西省安塞县侯沟门村农民自编的一首歌谣。
朴实无华的歌词，反映了党的创新理论对改革发展实践的指导作用，也体现了人民群众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深厚感情。
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这个小山村的面貌大变样：大棚改造了，窑洞翻新了，道路拓宽了，“侯沟门黄瓜”的品牌叫响了……村民们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日子越过越红火。
近年来我们党坚持用百姓视角、百姓语言回答百姓关心的问题，在推进理论大众化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六个“为什么”》《划清“四个重大界限”学习读本》《七个“怎么看”》的出版充分发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在统一思想、推动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具有代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理论品质，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人民大众相结合，为人民大众所理解掌握。同时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厚源泉和基础，人民群众是理论的真正创造者和实践者。”王伟光说。
实践探索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穷期。
（《半月谈》2011年第12期，记者 何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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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中国共产党领航中国，创建人民幸福的伟业；90年，中国共产党开创时代，唱响民族复兴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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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永远铭记：为了新中国，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用年轻的生命铺就民族复兴的道路；为了新社会，共产党人舍小家、顾大家，在戈壁荒滩、深山峡谷挥洒青春和热血；为了奔小康，共产党人解放思想、艰辛探索，在致富路上书写下为人民服务的辉煌篇章。
星移斗转，岁月如烟，但奋进的精神不灭，昂扬的斗志不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依然需要理想信念的光照，需要思想理论的创新，需要民族精神的张扬。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半月谈编辑部特别推出大型专题报道，以飨读者。
指引航向——纪念建党90周年之思想理论篇
我们需要理想信念的明灯，也需要思想理论的指引。思想理论的创新让我们的每一步走得更坚实，让我们能抵御任何风险考验，让我们始终驾驭中国航船逐浪前行！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90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这是中国共产党90年成功的真谛，也是我们永远的精神财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别人的路，还是走自己的路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一批先进分子开始思考，中国的前途在哪里？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是什么？
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各种思潮喧嚣一时，但都成为匆匆过客。
斗争，失败，探索，彷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20年春，浙江义乌分水塘村。在一间柴房里，在忽明忽暗的油灯下，在陈望道的笔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诞生了首个中文全译本。
1921年，那个盛夏。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随着大革命在蒋介石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失败，诞生仅6年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挽救中国革命的严峻考验。
答案似乎是现成的：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那样的城市起义夺取政权的道路。但，从南昌起义到广州起义，城市暴动均告失败。
怎么办？往哪去？
最先觉悟的是毛泽东。1927年9月，他发动和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攻打长沙受挫后，毛泽东毅然决定转上井冈山，开始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转变。井冈山道路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
恩格斯这样总结道：“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是停滞不前的，它必然要不断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以无畏的革命勇气和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批判并结束了主导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这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创马克思主义新篇章提供了路线保证和组织保证。
1945年，延安，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思想”被写入了党章。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出发，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总结经验，汲取了苏联片面和过分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教训，对这一战略进行了适当调整，提出工农业并举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说。
走自己的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用先进理论引领中国，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思考的问题。
伍精华，中共八大时任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委副书记、县长。他回忆说“那次大会，开得团结、民主、振奋”。
“八大的主要任务，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新形势下，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问题相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说。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领导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并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建立起比较独立和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从而矗立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个里程碑。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时代呼唤，科学引领
真理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连接着历史与未来、空间与时间、阶段与延续。
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时代条件、时代主题和时代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更是对时代特征进行科学分析和对时代主题进行科学回应的成果。
2011年夏天的南京城，绿树成荫。在马鞍山路12号一个宁静的院落里，76岁的胡福明兴奋地拿出珍藏多年的几份报样和一份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光明日报》。他小心翼翼地展开着，年代的久远让报纸发黄了，但从字里行间依然可见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他说，“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号称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其实质是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本质。
肩负使命的历史坐标终于定格在1978年的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期召开。
“这次全会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说。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怎样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新境界，怎样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找到了真正的突破口，亿万农民一下子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和经营者。当中国粮食总产量在1984年首次突破8000亿斤的时候，中国人从此告别了饥饿年代。
改革开放推动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次转型既是深刻的，也是艰难的。
1992年的那个春天，在改革开放的又一个关键时刻，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犹如声声春雷，起于南海之滨，响彻神州大地。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些话，至今仍发人深省。
“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气魄，讲了许多马恩列斯毛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新话’，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实现了突破，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张启华说。
在中国，我们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我们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的理论，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
新时期，我们党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江泽民同志集中全党智慧,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说，这一科学理论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中国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密结合新的实践，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
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虞云耀表示，科学发展观指明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
2011年3月14日早上，如潮的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伴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的一声“通过——”，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2778票赞成的高票表决通过。科学发展的主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贯穿全文。
我们对发展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从“快速发展”到“又快又好”，再到“又好又快”，这种变化坚实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
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在“十二五”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四更加一促进”正是对人民群众科学发展新期待的积极回应。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艾思奇先生一本以追求通俗化为目标的《大众哲学》影响了几代人，这本书让成千上万的进步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竞相奔赴延安，从此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国民党的思想防线，曾任蒋介石高级顾问的马壁评价说：“一卷书雄百万兵，攻心为上胜攻城；蒋军一败如山倒，哲学尤输仰令名。”
马克思主义一旦为大众所掌握力量无穷！
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改造我们的学习》到《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典著作不断涌现。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大众的哲学，更需要智慧的传授者。
在辽西大地上，数以万计曾经听过方永刚讲课的听众们怀念着那个带上一杯白开水、一条白毛巾就开讲，把理论讲得像故事一样好听的“科普专家”“平民教授”。
方永刚是这样给学生讲解“和谐社会”的：“‘和’——左边是‘禾’，右边是‘口’，就是人人有饭吃；‘谐’——左边是‘言’，右边是‘皆’，意思是人人都能讲话。和谐社会，就是生活丰衣足食，政治高度民主。”
“自己所讲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受到学生和群众的欢迎，是因为理论本身的魅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是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为造福人民群众的，所以必然受到人们的欢迎。”方永刚说。
1980年4月，四川省广汉县向阳公社在全国率先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
“当年我们冒着危险摘掉‘人民公社’牌子，没想到后来得到中央认可，还成为全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之一。”时任广汉县委书记的常光南感慨地说。
无数群众实践中的好点子、好主意、好做法，通过系统的总结，升华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理，汇聚成富民兴邦的宝贵经验——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农村土地流转，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允许私人资本进入垄断行业，一次次创新尝试，一项项改革举措，冲破了体制机制的樊篱，焕发出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无限生机和活力。
这些经验总结，使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也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最新成果。
“满棚棚生绿满架架菜，侯沟门旧貌换新颜。泉眼眼那个有源大树树有根，科学发展让庄户人得实惠……”这是陕西省安塞县侯沟门村农民自编的一首歌谣。
朴实无华的歌词，反映了党的创新理论对改革发展实践的指导作用，也体现了人民群众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深厚感情。
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这个小山村的面貌大变样：大棚改造了，窑洞翻新了，道路拓宽了，“侯沟门黄瓜”的品牌叫响了……村民们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日子越过越红火。
近年来我们党坚持用百姓视角、百姓语言回答百姓关心的问题，在推进理论大众化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六个“为什么”》《划清“四个重大界限”学习读本》《七个“怎么看”》的出版充分发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在统一思想、推动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具有代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理论品质，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人民大众相结合，为人民大众所理解掌握。同时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厚源泉和基础，人民群众是理论的真正创造者和实践者。”王伟光说。
实践探索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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