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广东公务员申论热点：打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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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文化：歌唱劳动 书写尊严
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红遍中国
他们的笔下有机器的轰鸣和繁忙的生产线，更有对生活的希望和对梦想的坚持；他们辗转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珠三角，进出于密集的工厂和不停歇的流水线，却不曾被辛劳和困难击倒。这一群打工作家，他们因文学而相识，因写作而结缘，他们写下的那些记录生活、表达自我的文字，成为一个群体的自传，一个社会的影像，一个时代的精神财富。
【描述】
与打工潮相伴而生
1991年，25岁的张喜洋为了走出穷山沟，选择了那个年代大多数人选择的道路--南下打工。怀揣着80元路费，张喜洋在挤得满满当当的列车上站了三天三夜。看着别人吃方便面、软面包，不停地咽口水，饥饿和困倦不停地折磨着他。但张喜洋咬紧牙拼命坚持着，支持他的是远方那个改变命运的梦想。
在同学的帮助下，张喜洋在东莞一家塑胶制品厂当起了拉车工，负责把裁剪好的塑胶半成品送到车间女工的机台上，然后再把废料运出来。每天重复同样的动作，枯燥无味地进进出出，一干就是12个小时。
“饭堂、车间、宿舍，三点一线，很多人在流水线上共事了好多年，却没有任何交流，同伴间甚至名字与脸对不上号。打工者长年背井离乡，和亲友相处的机会很少，同伴间再缺乏关心，内心感觉非常孤独。”张喜洋说。
为了改变“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状况，张喜洋决定要在恶劣的环境中坚持学习，并用文字记录下自己的心情、打工的苦乐。于是，他以收音机为师，用工厂废纸练字、写作，缠着工友借报刊阅读，工休时间则整天都泡在书店……
一天，广播中的一首散文诗在工厂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沉重的行囊，就像雨中的蝴蝶打湿翅膀，我梦想太阳的光辉，有朝一日，我可以自由飞翔……”这首散文诗的作者就是张喜洋。他每晚用塑料袋裹腿防蚊虫坚持写作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而他在厂里也一下子就成为了“明星”。
张喜洋的这一成功，触动了一些工友藏在心底的梦想。很快，张喜洋和工友们就组建了文学社，办起了文学小报，许多工人开始拿起笔写下打工生活的点点滴滴。“大家的业余生活都变了个样，连平时不读书看报的工友都来索要我们办的小报，一字一句品读，这让在异乡的打工生活多了些希望、热情和梦想。”
在珠三角地区，伴随着打工潮的兴起，像张喜洋这样成长起来的打工作家还有许多。从全国性杂志到地方性杂志，从1992年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打工青年自办的《加班报》，到后来带动整个珠三角地区打工文学创作的《大鹏湾》杂志，许多报刊见证了打工作家在这片丰厚土地上的大量诞生和快速成长。他们形成了一个打工文学群落，掀起了一股打工文学的热潮。2011年10月30日，广东省青年产业工人作家协会在广州成立，首批入会的产业工人就有近300人。
在守望中共同成长
韩三省，本名林军，这位从事过普工、领班、文案等工作的打工作家已有不少作品发表在《人民文学》《天涯》《长江文艺》等知名刊物上，在林军的身上有一个文化标签--深圳31区走出来的打工作家。
深圳31区，正如北京“798”一样是创造奇迹的艺术殿堂，而且，它专属于打工者。这里孕育的文字充满生活气息，对打工生活的刻画充满张力。从这里，走出了打工文学的一代领军人物：王十月、曾楚桥、卫鸦、徐一行……
“我们住在光线阴暗、一层楼共用一个厕所的出租屋里，房间里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走路、吵闹、刷锅起灶声声入耳。这种租金低廉的‘握手楼’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是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在一起的那段日子，永生难忘。”林军说。
在林军的“朋友排行榜”上，王十月、曾楚桥排在了数一数二的位置，他们因文学追求而结识，最后成了守望相助的兄弟。林军说，31区的打工作家们经常约好一起跑步，然后切磋作品。
“大家就围坐在公园里，把每个人的写作成果拿出来‘晒一晒’，集思广益。大到作品的框架、情节的构思、人物的关系，小至悬疑的设置、叙事的技巧、词句的提炼，相互启发，共同提高。”林军说。
用一位打工作家的话说，打工作家可能没有专业作家那么好的文学素养，但在对待文学的热情上，他们不输给任何人。共同的爱好、相似的生活经历、每个人都需要不断磨炼提高的文学技能，这些都让他们很容易走到一起，共同成长。这对于提高打工文学的艺术水准有很重要的作用。
中国最早面向打工者的期刊《打工族》的编辑孙春云说，他南下打工20多年来，走了好几个地方，换了10多种工作，但与一些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中有现在仍在建筑工地做泥水工的王学恒，有一直种菜的容活朝，也有仍然在生产一线打工的付荣粮，这些朋友20多年来一直坚持着文学梦想，彼此鼓励、彼此分享，让打工作家异乡奋斗的路不再孤独。
“我们这个群落就像是一个打工大学，车工、电工、水泥工、五金工、仓管工什么都有，大家在彼此的社会经验中汲取知识，分享文学素材，提高写作水平，获得信息及资源的支持。与真正的作家相比，我们不是一个人在埋头写作，而是一群人在集体创作。”孙春云说。
用勤奋与坚持追求梦想
孙春云回忆，自己在陶瓷厂打工的时候，工友们对他很不理解，三班倒的工作累得人只想倒头就睡，可他即使是凌晨三点钟下班，也仍然坚持读书和写作；舍不得给自己难见油星的饭菜加料，却用“克扣”出来的伙食费买书看。
“那时候我们一个宿舍住了四五十个人，人声嘈杂，打扑克的、聊天的、唱歌的什么都有，我从厂里捡了块地板砖搭在上铺两张铁架床中间充当桌子，躲在蚊帐里写自己的打工感想。夏天闷热蚊虫多，灯光昏暗，但所有的艰苦都挡不住笔下纵横捭阖的享受。”孙春云说。
勤奋与坚持让珠三角的打工作家们收获颇丰。他们每年在《人民文学》《十月》《青年文学》《中华文学选刊》等一大批文学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数百上千件，一批作品获得了《人民文学》奖、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广东省青年文学奖等重要奖项。其中，王十月的中篇小说《国家订单》获得2010年度的鲁迅文学奖；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获得《人民文学》非虚构类文学奖。
孙春云认为，如今的打工文学已经不再仅仅是打工生活苦闷、孤寂、困惑等情绪的宣泄。经过多年的积累和沉淀，打工文学正在从打工者群体单纯的“不平则鸣”向真正的文学艺术转变，体现了打工者对当代社会的深刻反思、对人性真善美的热情讴歌，得到社会和文学界的好评。
用文学给梦想安家的打工作家们，还希望能担负起繁荣打工文学的使命。曾楚桥、林军等6名打工者通过重重考核成为省级打工文学刊物《黄金时代》的编辑，这本由青年产业工人作家“自己编、自己写、自己发行”的综合类刊物，希望为广大的打工者搭建一个倾诉、学习的平台，丰富打工者的精神文化生活。
然而打工文学创作是一条艰苦的路，能坚持下来并不容易。张喜洋说，20多年来，自己身边有很多人因生活所迫停止了文学寻梦之路。现在纯文学刊物越来越少关注打工作品，许多产业工人的心血之作石沉大海，这种挫折也让很多打工者放弃了对梦想的坚持。
两亿人共筑精神家园
在北京郊区一个叫皮村的地方，几个爱好文艺的打工者出于自娱自乐的初衷，组建了一个打工艺术团，后来扩展为“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北京工友之家）。目前，北京工友之家已拥有打工文化博物馆、剧场、电影院、艺术团、同心实验学校、同心互惠商店等机构。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工友们创作诗歌、编排话剧、拍摄纪录片，吸引了周边越来越多的打工者。
“和城里人一样，我们外来务工人员也有精神文化上的需求。城市的主流文化很好，但有的我们欣赏不了，有的没条件欣赏。而发展打工文化，则让打工者在精神上有了更可靠的依托。”北京工友之家总干事孙恒说，打工者已经超过两亿人，可以共同努力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
为打工者说出甜酸苦辣
1992年，重庆万州区武陵镇朝阳村的何真宗高中毕业后去沿海地区闯荡。“爱好文学，想上大学，但父亲重病需要钱医治”，何真宗说。他最终在东莞的一家塑料厂找到了工作。这家厂位置偏远，工作辛苦，生活也十分枯燥，“惟一的娱乐就是花两块钱看录像”。
这样的处境，让心气很高的何真宗感觉很失落。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打工生活中也有很多乐趣，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经历、工友们的经历、工厂里每天都在发生的故事，让他那颗爱好文学的心重新萌动，灵感悄悄降临。
从1993年开始，何真宗每晚都伏在铁架床上创作诗歌。“这可是我的打工亲兄弟呀/抛家舍亲 风餐露宿/抽劣质香烟/病了 喝一碗姜汤/背着铺盖卷四海为家/向一切需要力量的地方涌动的兄弟/汗水却相当廉价/梦 却又十分沉重……”2005年，他凭借这首《纪念碑》获得首届务工青年鲲鹏文学奖诗歌类惟一的一等奖。
“我和工友们的经历、感受是打工者群体生活的缩影，我有一种想要说出来的冲动，我不得不写，这是非记录不可的打工者的眼泪和欢笑，是非讲述不可的大时代中底层人物的故事，是非表达不可的真实的声音。”何真宗说。
打工作家王十月也表示，刚开始时，他写作只是出于一己倾诉的需要，但后来逐渐转变为一种自觉的使命感。“全国的打工者有两亿人，是一个庞大而独特的群体。我们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全变了。我们开了眼界，感受到更多的现代气息，但同时心底也有抹不去的乡愁、对城市生活不适应所带来的窘迫以及打工生活中的甜酸苦辣。如果不去记录，这些丰富的感受可能就会湮灭了。作为一名能拿起笔写点什么的打工者，我有这个责任。”
这种使命感和文化自觉，深深烙印在许多打工文化作品上，它们以一种毫不矫饰的现实主义，为打工者造像，为时代立传。
半月谈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进行的“我眼中的打工文化”调查也显示，在被问到“您对打工文化的印象是什么”这一问题时，685名（数据截至12月3日）被调查者中，选择“能看到草根阶层梦想与现实的撞击”的有528人，选择“真实反映了底层生活”的有500人，排在了5个选项的前两位。
中山大学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认为，打工文化的创作主体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在许多人的印象里，这一代人好像都在过着喝咖啡、逛商场、消费世界名牌的生活，但是，打工文化创作者却让人们知道，这一代人的生活，除了恋爱和游历之外，也还有工厂、流水线；他们的青春记忆，除了爱情、电子游戏、小资情调之外，也还有辛劳的汗水、拖欠工资和工伤事故，他们拒绝被单一地审视。
为打工群体寻找价值认同
在建筑工地演出，孙恒的歌曲很受欢迎。“唱歌时，工友们的眼睛都紧紧地盯着我，充满了理解和热情。给他们唱歌，就好像在跟我的兄弟姐妹聊天，就好像在进行心灵对话，彼此有一种默契。”孙恒唱到嗓子嘶哑，工友们则始终兴致不减。
孙恒唱的歌是《天下打工是一家》，是《打工、打工最光荣》。“高楼大厦是我建，光明大道是我建，脏苦累活是我们来干，堂堂正正做人，凭力气来吃饭，打工、打工最光荣。”歌曲中这些与打工者实际生活无比贴近的质朴歌词，对打工者境况无比理解的情感，无疑会深深地打动他们。
“工友文化需要我们自己来创造。”孙恒认为，工友们背井离乡到城市打工，很容易感到孤独、自卑，当下的文化市场中，适合农民工的文化并不多，符合他们生活经历的内容就更少。打工文化作品关注他们、理解他们，可以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鼓舞他们，让他们认同自身，认同打工群体。
北京工友之家创办了“打工文化博物馆”，馆里摆放着打工票据、暂住证、工资欠条等展品，多数都是工人捐赠的和打工生活有关的物件。在博物馆的正面墙壁上有这样的标语：“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建博物馆有两个目的，一是记录当代打工人群文化历史的变迁，二是通过我们的展览，让全社会都能看到工友付出的努力，这也是对劳动的一种尊重。”孙恒说。
中国社科院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卜卫认为，从博物馆到新工人剧场，从记录打工历史到创造自己表达的舞台，打工者正在发展自己的文化，建立文化自信和新工人的文化主体性。打工文化所倡导的核心价值可以归结为四个字“劳动光荣”。这种尊重劳动的价值观贴近底层民众，同时也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
为打工群体融入城市提供媒介
11月25日晚，孙恒率领的新工人艺术团十周年庆全国公益巡演在北京语言大学“为劳动者歌唱”。10年来，孙恒带着他的艺术团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不仅是建筑工地、工厂等打工者聚集地，社区、高校也是他们去得比较多的地方。在城市里随时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扯上艺术团的横幅，一场演出就开始了。
“实际上，我们的节目很粗糙、简单，但观众喜欢这样的打工文化，喜欢了解我们打工者的所思所想，我们就越演越起劲。”孙恒说，艺术团的成员不少是在演出现场发现的，所以人员流动很大，人不停地来，又不停地走。但他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些人学会了他们的歌，可以带到别处去。孙恒经常说的带有调侃意味的话：“欢迎盗版打工歌曲”“欢迎拍照，发到网上”，其实表明了同样的心思，那就是希望社会各界能够多多了解打工文化、打工阶层。
北京工友之家干事许国健则认为，相对于歌曲而言，话剧可以表达更多的内容，为此他编排了《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城市的村庄》两个戏，已经演出了40场，所有演员都是北京工友之家的同事，共13个人，而且这些人都有多年的打工经历，演起来非常真实。2009年，《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参加了北京青年戏剧节演出；2010年，《城市的村庄》参加了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演出。
“推出这样的演出就是为了让打工群体的声音被更多人听到，让城市市民更了解、更关注打工群体，使他们能更好地融入城市。”许国健在戏剧《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里写到：我们的文化，来自我们漂泊的生活，来自我们的血和汗！它带给我们直面现实寻找希望的力量！“打工者的文化和价值观，也有打动人心的力量。通过戏剧把这些表达出来，才能让社会更了解，才能在打工者和市民间形成更深入的交流和对话。”他说。
半月谈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进行的“我眼中的打工文化”调查显示，对于“您认为哪些做法可以促进打工文化与城市文化的融合”这一问题，参与调查的受访者（共计685人）中，认为“对打工群体的文化作品多做宣传，让市民有更多的了解”（457人）以及“开办打工者群体和其他市民共同参与的主题文化沙龙”（373人）两种做法最有效。
中央党校副教授刘忱认为，多年来，外来务工者往往只是作为纯粹的劳动力或部分经济活动的参与者被城市接纳，并未真正融入城市。要使这些务工者真正融入城市，除了必要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支持外，务工者精神层次的觉醒和成熟是关键。“打工者融入城市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他们与城市居民之间文化的交流、彼此情感的认同，在现阶段显得愈发重要。”刘忱说。
为文化创作带来一股新风
在南京市江宁区上坊陈陵路炒货店里，47岁的打工者马浩每天认真地炒着瓜子。买卖间歇，他总在看书，灵感来了，就随手在纸片上写下来。
“城乡之间，说起来路并不遥远，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更使城乡相邻。可是心与心的距离却隔河相望，犹如缭绕的乡音，难辨津渡。农民工在城里，首先是农民，而农民总让人想到，土气、愚昧、无知……让人小视，这一点毋庸置疑。”马浩在其作品《路过城市的候鸟》中这样写道。
“我一直觉得，文学应该直面时代最主要的真实。”马浩表示，打工群体是中国变迁中最应该被铭记但事实上却被忽略的庞大群体。无论是从文化还是社会的角度看，所谓打工文化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窗口，因为它能让人们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这些风景，可能只是来自某个工厂或者某个杂货店，文字粗糙，情感直露，急于说出对某件事情的看法，写的小说常常虎头蛇尾，人物命运也可能不知所终，但从这些赤诚的表达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鲜活的细节、逼真的经验、醇厚的感情，以及那些微小而坚韧的理想。
“我经常感动于这些文字，并由此觉得文学还在现实中活着，并没有死去。当无病呻吟、纸上造假成了许多作家的写作通病，这个时候，强调一种有感而发的、与现实短兵相接的写作，未尝不是一种有益的劝告。”谢有顺说。
其实不局限于文学，所有的打工文化作品在艺术风格上都与当前一些流行文化有明显不同。记者曾看过许国健自导自演的话剧《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在一个大帐篷内，演员们没有化装，也几乎没有什么道具，完全靠着一种纯粹的情感在表演，不造作、不颓废，贴近生活、贴近心灵。
谢有顺说，越来越多的人，从自己的故乡出来，接受远方世界的感召，开始改变职业，重建生活。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盛大景观。这些被称为打工者或者新移民的群体，他们是新生活的参与者和塑造者，他们在为世界创造丰盈的物质的同时，也对整个民族的精神生态注入了新的元素。
当然，打工文化也有其不成熟的地方。专家表示，鲜活和质朴是打工文化的美学特征，但是粗糙和稚嫩的缺点也无法回避。打工文化要更进一步发展，面临着艺术性、思想性大幅度提升的问题。文艺创作不仅是宣泄和直陈，还是沉淀和思考，要有从个体经验管窥生活本质的深刻力量。
【扩展】
营造活泼向上的打工文化--访中央党校副教授刘忱
随着我国打工者人数的增多，知识水平的提高，自我意识的觉醒，打工文化正在许多地方勃勃兴起，对塑造打工者自身以及他们看待这个社会的方式，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营造活泼向上的打工文化显得重要而紧迫。半月谈记者就这一问题专访了中央党校副教授刘忱。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什么是打工文化？目前打工文化发展状况如何？在哪些地区比较活跃？
刘忱：“打工文化”一词出现于改革开放后，原指“打工文学”，即离开家乡到沿海开放地区农民工当中的文学爱好者进行的文学创作。进入21世纪以后，打工文化发展为以农民工为主体自发地创造出来的文化现象，并逐步形成独特的文化精神、内容和表达方式。
打工文化这个在农民工中自发产生的文化现象，已在社会上引起了持续反响和呼应，成为一支重要的文化力量。因为价值观相近，这些文化人已经不是分散流离的个体，而是形成了一个在精神上集聚、靠近，互相扶持、互相交流，同声相和、同气相求的群体。从最初时的自娱自乐，到形成自觉意识和组织形式，工友们聚合在一起，以“合唱”的形式，构建积极的文化主体，彰显自身的价值观。
目前，打工文化主要活跃在外出务工人员集中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大中城市的城乡接合部地区，很多大中城市都存在着类似的现象。
记者：打工文化主要有哪些形态？相比其他文化创作，打工文化有怎样的特点？
刘忱：目前打工文化的存在形式主要有四种：一是以打工者当中的文学爱好者为主体的文学创作，如珠三角地区的“打工者文学群落”；二是市场化运作下，务工者出身的文化人，如“旭日阳刚”组合；三是由政府与其他社会团体、部门合作举办的文化机构或活动，如全国妇联主办的“农家女”机构、很多地区都举办的“农民工艺术节”等；四是独立运作的打工者公益性文化团体，如北京的“工友之家”、杭州的“草根之家”、深圳的“小小草”等民间公益性机构。
与其他文化形态最明显不同的是，这个群体的参与者都有过或长或短的打工经历，所有打工文化也都是以这些经历为底色的。特别是他们提出的“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这一打工文化最高价值观，有着鲜明的立场和强烈的情感诉求。
记者：打工者的文化创作往往受到自身和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为了鼓励和支持这种文化形态，保障打工者的文化权益，政府可以做些什么？
刘忱：最近，由文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三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文化工作的意见》，这是政府的农民工工作由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向文化领域的延伸，表明党和政府不仅关注农民工的工资、劳动、社会保障等需求，同样也关心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由于农民工的权利和心理弱势，针对他们的公共文化服务，要注重消除其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隔阂，帮助农民工建立自尊和自信，促使他们平等地融入城市。
在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调研时，我听到镇政府的干部谈到，本地政府对外来工人的文化活动，采取了“关心而不去操心，扶持而不把持，放手而不放任”的原则。这个观念值得借鉴。打工文化人或文化团体的成长，都需要政府的支持，但支持并不等于直接参与管理，政府的责任是提供最基本的文化服务，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尊重和保障他们的文化权益，激发起农民工当中的文化活力，让打工者自由发挥创造力、想象力和艺术天分。
记者：目前的打工文化中也有一些消极的成分，对此如何看待？如何加以引导营造积极向上的打工文化？
刘忱：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思想多元的时代，出现消极的观念或文化产品是很有可能的，这不仅涉及打工文化。
抵御这些观念的侵蚀，首先需要一种理性精神，一种最大公约数的思想共识。在面对消极的观念时，如果人们都能理性审视、在辩论中思考，这本身就是对正面积极价值的弘扬。我到工友当中调研时，发现大家对这个问题早有察觉，还产生过激烈的辩论，共识就是在辩论中形成的。
同时，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要和这些消极的成分争夺文化阵地。上面提到的三部门的文件中，对政府、企业、社区和农民工本身的文化工作都做了具体要求，明确指出了做好农民工的文化工作，不仅是政府分内的事，也是企业、社会和农民工自身的责任。要促使打工文化的积极影响力、感召力发挥出来，让广大农民工自觉接受并参与到打工文化的创造中，形成昂扬向上、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自觉抵制那些不好的东西，使那些渲染消极情绪的东西没有市场，得不到认可。
记者：当前，各种农民工公益组织十分活跃，您认为在营造良好的打工文化氛围方面，这些社会力量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刘忱：是的，在现代社会里，由于利益群体的多元，政府和市场都不可能包办一切，民间公益性组织的出现，正好成为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的补充，为打工者与社会各阶层的沟通提供平台，增强凝聚力。
杭州有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叫“草根之家”。它是2006年由从江西上饶市到杭州务工的年轻人徐文财创办的。这个机构呼吁社会“关注农民工的现状、探索农民工的未来”，号召外来务工的工友们“行动起来，让农民工不做边缘人”，呼吁让农民工“健康平安，和谐发展，更好地融入都市，成为新市民”。
成立以来，“草根之家”策划主办了许多大型公益文化活动，并且为打工者提供K歌、看电影，参加知识讲座、社区体育比赛的机会，成为一个感召工友和热心公益事业的各界人士，沟通农民工与政府、社会各界的平台。由此可见，公益组织显现出的凝聚力，使其可以吸纳更多打工者，整合更多资源，为良好的打工文化的形成、发展提供基础。这是我们在建设活泼向上的打工文化中尤其需要看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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